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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工业题材书写的新收获——评《车头爹车厢娘》
    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工业题材”是一个在特定年代产生的具有特殊历史内涵的概念。自上世纪末以来,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也已进入到一个以信息技术为表征的“泛工业化”时代。代表着现代生产发展水平的信息工业极大地改变了传统工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面貌。传统意义上的工业、工厂、工人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形态和内涵都发生了诸多变化。因而,在“泛工业化”的时代语境中,“工业题材”书写应如何面对新的生活现实,这无疑是一个无法回避而又亟需解决的问题。正是在这样的“泛工业化”语境下,刘华推出了他的长篇新作《车头爹车厢娘》,作者以厚重的生活积存、深挚的情感体验和非凡的诗意想象为我们呈现了铁路工人别样的生活世界,搭建起久被遮蔽的精神空间,为我们提供了“泛工业化”时代新的叙事伦理,昭示了当下工业题材书写新的可能与期待。
  一
  作为铁路人的“后裔”,刘华至今也无法稀释那浸透在血液中的对于父兄辈铁路人生和青春往事的怀想与敬畏。在《车头爹车厢娘》中,刘华怀着敬畏之心向记忆深处索取,用深挚情感穿透一个个历史场景和生活细节,小说以奶奶一家三代铁路人的生活故事和命运遭遇为主线,以合欢车站铁路新村为中心,叙写了自抗战以来半个多世纪各类铁路人的酸甜苦辣和悲欢离合。
  《车头爹车厢娘》带给我们的惊战体验首先来自那一次次隐伏在火车呼啸和汽笛长鸣中的“偶发事故”。刘华以巨大的勇气和非凡的想象把一系列死亡事件搁置在一个特定的话语空间,呈现出令人惊悚的场面和繁复的细节。从一开始孙大车被地雷炸死在桥头,到后来港背村老表被火车轧死在道口、范莹莹被摔炮炸死在车站、姚杭州被油罐车碾碎了双腿、颜大嘴死于被列车惊吓的水牛的顶撞、陈连根死于山体滑坡时的跳车、孙枣儿死于亡命之徒的刺刀等等,一系列火车伤亡事件构成了《车头爹车厢娘》的一个显性叙事层面。刘华不但以巨大的勇气和非凡的想象直面每一个令人惨不忍睹的事故现场,更以深切的敬畏和悲悯反思蕴藉其间的生命之痛和人性之悲。孙大车的死缘于“很平易的一个应允”,但它却“决定了孙家和张家后来的命运”,也决定了奶奶此后漫长艰辛人生的开始。港背村老表虽然不过是一个平凡的生命,但众多的火车头都自觉地为他的逝去鸣笛致哀。年轻活泼的列车员范莹莹还未来得及绽放青春的光彩,便被永远定格在22岁的生命台阶,几十年如一日地成为“旅客违禁携带易燃易爆品”的警示符号。默默无闻了大半辈子的巡道工颜大嘴在结婚的当天为救火车,被惊吓的水牛用角顶死,那些涂抹在墙上的“文字垃圾”表达了“一个单位、一群人对平凡的生命个体的最后记忆”。刘华深知文学的魅力既来自生活的神圣性构成,也交织着无常的神秘性存在。小说中,代人出车的孙大车死时竟然揣着女人做鞋的鞋楦。在颜大嘴送葬的途中,穷追不舍的自行车和吉普仿佛是受命运驱遣的某种神秘物,让死去的颜大嘴对生前的足迹作最后的检索。而弥留之际的奶奶竟然回光返照,“已不利索的口舌,出奇地流畅而机敏,眼里也泛起丰富而生动的波光”。在《车头爹车厢娘》中,“死亡”这个具有宿命论色彩和终极意义的主题既包含着无数个人生的偶然,又无时不指向一切命运的必然,即便是坚韧顽强的奶奶也不例外。
  在很大程度上,《车头爹车厢娘》可谓是一部中国铁路人的成长小说。如果说抗日战争时期第一代铁路人孙大车、张大车等是为了谋生不自觉地投身于铁路,那么对于那些自觉选择铁路的后辈们来说,则完全是来自一种与生俱来的诱惑与自觉。在“小心火车”的警告和叮咛中长大的铁路子弟们,始终“无法抵御火车的巨大诱惑”。孙安路、张卫国、孙枣、孙庄、杭州、金华、孙鹰、孙厦等一代又一代铁路人前赴后继,自觉地投身于铁路,并为之奉献出青春、梦想甚至生命。《车头爹车厢娘》正是在几代铁路人直面离散人生和淋漓鲜血的自觉选择与默默坚守中释放出震撼人心的力量与感动。
  二
  历史的真实往往流淌在大众日复一日的点滴生活中。要了解历史,了解人类社会的文明进程,应该“关注公共舞台后的私人空间,追寻迅速和动荡的历史脚步下深深埋藏的生命痕迹,去揭示被‘大写的历史’或遮蔽、或过滤、或忽视、或排斥的‘小写的历史’的某些真实侧面”。虽然《车头爹车厢娘》反映了中国铁路工业从蒸汽机时代到内燃机时代半个多世纪的建设与发展,小说中也不乏抗日战争时期的岁月烽烟和特殊年代的社会面影,但很显然,向来擅长以舒缓笔致捡拾民间文化遗存的刘华既无意在高远的历史天空谱写中国铁路工业的英雄史诗,也没有一味停留在诸多火车伤亡事件中咏叹平凡生命个体的悲惋人生,而是进一步把逡巡的目光投向了站台后面一群来自五湖四海的铁路工人及其家属们的日常生活和情感世界。小说以奶奶的人生命运为叙事线索,细致呈现了几代铁路人既琐屑又温馨、既藏污纳垢又生气淋漓的日常生活和情感伦理。作品中的枣庄奶奶如同马尔克斯笔下的乌苏娜祖母一样,既是家族生存繁衍的承担者,又是铁路历史变迁的见证人,在她漫长的人生历程中充分彰显出母性的坚韧与孤独、智慧与善良。不管是战乱岁月还是和平年代,无论是在山东老家,还是迁居南方,奶奶都凭借着娴熟的针线手艺养家糊口,坚韧地度过漫长的寡居岁月。刘华不但以罕见的细腻展示了奶奶娴熟的针线手艺,而且以少有的耐心描写了奶奶对亲人的爱与恨,对友邻的仁与义。奶奶因寡居艰辛而对安路、安芯、孙枣、孙庄等儿孙辈偏执的爱,因丈夫被炸身亡而对张大车和妹夫两家人执拗的恨,因饱经沧桑而对于金水、颜大嘴、梅香等邻里的关心与照顾,尤其是在流离岁月中始终怀揣着丈夫去世时携带的鞋楦,以及她那伴随一生的“苍凉发问”,都无不真实地表露出一个普通中国女性持守内心的伦理传统。
  由奶奶所昭示的前工业时代的乡土中国的伦理传统同样也在铁路新村其他人的日常生活中得以敞现。当我们为奶奶“偏执的爱”与“执拗的恨”寻找传统伦理的支撑时,也会对张大车夫妇潜藏内心多年的自责内疚、孙安路与秀平凡夫妻的相濡以沫、安芯在杭州患难时的执子之手以及于金水对安芯不离不弃的相望守候等人性的温暖与诗意的感动产生了然于心的会意。刘华笔下的铁路新村融会了来自五湖四海不同地域的文化风俗,那些操着南腔北调的人们以钢铁动脉为纽带集结在“新村”,成为新的邻里。他们一方面保持着各自故土的风俗人情,另一方面又在日常生活的磨合中构建新的伦理。“新村”既是铁路人生存的“家园”,也是他们流动的“故乡”。
  虽然刘华曾在红色土地上重塑过“母亲的群雕”,也曾在故旧村落里寻访过“灵魂的居所”,但对于出身于铁路世家的刘华而言,只有《车头爹车厢娘》才让他真正回到了精神的原乡,找到了栖居之所。在这部蕴藉着生活力量和人性温暖的厚重之作中,作者撇开浮嚣的当下越过岁月的风烟,沉静地回到精神原乡——铁路新村。然而,刘华笔下的铁路新村不同于沈从文和莫言等人笔下的乡土故园,既不见如诗如画的山水风物,也没有神奇瑰丽的人生传奇,它不过是铁路人流动的“车厢”和人生的“驿站”,作者所着力营构的是几代铁路人的生活地图和精神谱系。然而,正是这些日常的生活地图和平凡的精神谱系蕴藉着惊心动魄的思想力量和感人肺腑的人性光辉。奶奶一家三代以及颜大嘴、于金水、陈连根、张段长、范站长、杭州等一系列普通铁路人物形象所表现出来的生活理想、牺牲精神、英雄气质和传统美德,既折射出过去那个特定时代的生活意义,也烛照出当下社会缺失的时代精神。
  
工业题材书写向来是当代文学中的薄弱一环,而铁路工人生活更少见当代文学的想象空间,在60年的当代小说历史进程中,留在我们记忆中的惟有一部在革命历史想象中书写铁路英雄传奇的《铁道游击队》。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反映半个世纪中国铁路历史进程和生活纹理的《车头爹车厢娘》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文学价值。然而,《车头爹车厢娘》的意义显然不止于此,“如何写”与“写得怎样”是比“写什么”更重要的文学维度。在上世纪50年代草明、周立波、艾芜等人的工业书写中,日常生活所携带的传统伦理总是无法经由现代民族国家的乌托邦构建中生长出来,工业生产“存在着一种不断地向着高度理性发展,逐步地消除工人在特性、人性和个人性格上的倾向”。上世纪80年代,蒋子龙、张洁等虽然能够突破50年代车间文学的叙事模式,把工业书写从逼仄的工厂延伸到开阔的社会,却仍然无法让它与更深广的生活大地和文化血脉相融合。叙事常常能改变人们对存在时间和空间的感觉。一种叙事实际上是一种生活的可能性和实践性的伦理构想,“所谓伦理其实是一种以某种价值观念为经脉的生命感觉”,叙事伦理则“通过个人经历的叙事提出关于生命感觉的问题,营构具体的道德意识和伦理诉求”。文本的叙事伦理常常敞现出创作主体所秉承的文化立场、价值观念和叙事姿态。通过《车头爹车厢娘》所讲述的三代铁路人的生活故事和一系列“个体生命破碎的呢喃”,我们不难透视出泛工业化时代语境下作者所持取的文化立场和叙事姿态,刘华分明是在试图把乡土叙事的经验融入到工业题材的书写,以传统的乡土文化理路建构当代铁路人的新村伦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刘华的《车头爹车厢娘》为我们提供了“泛工业化”时代的叙事伦理,昭示了当下工业题材书写新的可能与期待。
(《文艺报》2011年2月21日)
作者:李洪昌(南昌大学)   来源:文艺报         
 日期:2011-03-01 14:3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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